母亲拎起那口比她腰还宽的大锅，放在锅架上，锅里的油冒着烟。父亲用没有绑绷带的那只手递给她码好豆粉的肉丝。肉丝倒进锅里刺啦刺啦地响，和轰隆隆的油烟机像一首协奏曲，母亲熟练地用锅勺舀起豆瓣放进锅里，豆瓣和热油滋生出刺鼻的油烟。她一边吃力地在大锅里挥动锅勺，一边眉头紧皱，冲正给另一个客人煮抄手的父亲吼道，“把青椒递给我！”母亲在厨房里是个愤怒的指挥家。
父亲把装了青椒的长方形打包盒放到灶台前的蓝色塑料方凳上，母亲把青椒倒进锅里翻炒。辣椒与油混合出呛人的气味，让初夏的厨房更加燥热起来。出锅的青椒肉丝被装回到那个打包盒里，长条的青椒张牙舞爪地支棱在盒子边缘，像是想要逃离被人类咀嚼的命运。
外婆把厨房做好的菜拿到打包台，用盖子把伸出来的菜压回打包盒里，盖好，再用塑料袋把一荤一素一盒饭装在一起，打上结和等待送出的其他塑料袋放在离厨房最近的餐桌上。看来青椒逃不走了。
刚送完上一单外卖的爷爷走到厨房门口。父亲叫住他：“老汉儿，这是对面xx办公室的，八个人，你把签字的单子拿出来。”爷爷转身在一个大纸箱子里翻找那个装着签字单子的蓝色文件夹，纸箱的边已经被磨毛了，里面放着一些诸如感冒冲剂、空调遥控器和一袋枇杷之类的属于饭馆的“私人物品”。爷爷打开文件夹，虚着眼睛把“xx办公室”的记账签字单子抽出来。记账单子被折了两折，爷爷把它放进裤兜里。
最后一份打包好的饭菜被拎出来，爷爷带着能安抚八个人饥饿的午餐外卖和那张供养我们这一家子人的签字单子走进了烈日里。母亲把锅和锅勺扔进巨大的不锈钢洗碗池里，用刷子迅速刷好它们并放回灶台。油烟机“轰”地一声停下，只留下锅底的水和灶台余温碰撞出的丝丝余音。这一节“曲子”暂时结束了。
父母开这个小饭馆已经十年了。在这之前，父亲和母亲是仅存在于春节的特殊礼物。
生下我之后，还没断奶，父亲和母亲就去外面打工了，有时候在昆明，有时候又在温州，有段时间在四川的城市里流动摆摊卖红绳。我第一次察觉“打工”并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在初中上英语课的时候，被老师抽起来回答父母的职业，我涨红了脸，支吾了半天，也不知道“打工”用英语怎么说。
十年前，火狐体育官方网站我在读高二，舅舅带着在浙江打工积攒的钱，回到我的老家合川，说服了母亲回来一起与他合伙开饭馆。母亲和舅舅对烹饪一概不知，父亲虽然早年学过厨师，但那时他刚在老家的水泥厂有一份稳定的开罐车的工作，也不敢贸然辞职。回家一个多月了，母亲盯着电视机里滚动播放的餐饮加盟广告发愁。最后，不知道舅舅在哪里得到的消息，四川一家有名的藤椒抄手在招学员。
母亲和舅舅凑了钱交了一万块学费，在四川待了一个月，带回一张打印着肉馅秘方的A4纸回来，接着紧锣密鼓地找店面、定制灶台、买餐具，合伙的饭馆就这样准备开业了。为了运货方便，母亲和舅舅又合伙买了一辆面包车。开业那天中午，父亲开着那辆面包车接我去店里吃饭，那是我第一次有“小车”接送，拉开面包车的滑门，觉得脚下都带着风。
饭馆坐落在老家商业街旁边的一条巷子里。巷子很旧，地砖凹凸不平，前一天下了雨，不小心踩到“深水炸弹”的行人，泥水就溅到裤子和鞋上，常常能听见咒骂声。我们的饭馆在这个破旧的小巷里新得很显眼，崭新的橘色招牌上写着“王氏藤椒抄手”，厨房和饭堂用一个玻璃窗口隔开，米色的瓷砖地板和原木的桌椅让饭馆看起来亮堂温暖。
我走进店里，店里堂食的人并不多，舅舅和母亲却忙成一团浆糊。舅舅在接外卖电话，昨天他只顾在商业街的门店挨个发传单，却忘记了自己刚回老家，每个店的店名和位置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谜题。他眉头紧锁，大声在电话里和顾客确认了一下对方说的店名，然后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下对方点的单。母亲正在玻璃窗后的灶台上拿着一个大碗给抄手打调料，这时又进来一个顾客，母亲招呼着客人坐下后，回过头来也忘记刚刚的那碗抄手里的盐是加了还没加，又用勺子勾了半勺盐进去。舅舅看见我来了，寄希望于我这个在合川待得最久的人能给他帮助。我想了想，凭着记忆指了一个方向，舅舅就拎着抄手出发了。
晚上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母亲把地板拖得锃亮。舅舅在门口的餐桌上把围腰口袋里的钱倒出来，计算当天的营业额——是400元。舅舅和母亲大受鼓舞，每天起得更早，回来得更晚，父亲不上班时也去店里帮忙。舅舅用脚步一遍又一遍地丈量着周围的商铺，渐渐地，外卖电话就像是暗号对接，简短两句交流，食物起锅、打包再送出，不过几分钟的功夫。店里也有了稳定的客流量。母亲一边应下新进来客人点的单，一手拿一个大瓷碗，在调料台从左到右，盐巴、味精、酱油、醋、猪油、红油辣椒一气呵成，捞起抄手放入碗中，再加一大勺浓汤，浇上一勺藤椒油，撒上一把小米辣和葱花，在玻璃窗口送出一碗热腾腾的藤椒抄手，期间还抽工夫从腰间的口袋里给另外一个客人找了零钱。
半年后，父亲辞掉了水泥厂的工作，和母亲独立出去开了属于我们自己家的小饭馆，取名“尝回来”。小饭馆离家很近，在住宅区的街道上，紧邻着许多政府机构，虽然路上行人稀疏，但是饭点的时候，来光顾饭馆的人却不少。父亲凭借着自己曾经的烹饪技术在新的饭馆增加了“小炒盖饭”。于是，父亲掌勺做炒菜，母亲负责抄手、米粉和面条，又请了爷爷和外婆来帮忙做服务员，小饭馆的生意蒸蒸日上。
在谈论父母职业的时候，我终于能骄傲地告诉我的同学，我们家是开小饭馆的。高三毕业前全班组织去人民医院体检，体检前不能吃饭，体检完我像掌舵的船长指着我家饭馆的方向，对全班人说：“去我家吃抄手吧！”。
饭馆的经营虽然苦累，但是第一次给漂泊了半生的父母带来稳定的收入。当奶奶收到父亲和母亲还给她当时买房和开店找她借的钱时，奶奶对母亲一向的刻薄便也柔软了几分，也终于不再在年夜饭上找茬子指责母亲，进而引发一场全家性的痛苦争吵。而随着饭馆的生意越来越好，母亲竟成了她对外人口中骄傲的“儿媳”。
看了十几年汽车资讯的父亲终于把那辆旧摩托车卖掉，买了一辆心心念念的属于他自己的小汽车。买车后的第一个春节，父亲开着车带着一家人回乡下老家走了一遭。他和乡下的亲戚谈起经营饭馆利润微薄，以及起早贪黑的艰苦，但脸上却堆满了笑容。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住在一个屋檐下了。虽然饭馆占据了他们从早到晚的时间和体力，唯一和我相处的时间，就是晚上父亲会用他的小车载着母亲来高中接我下晚自习。虽然那时大家都累了一天，父母也不过问几句学习上的事情，但是偶尔我们也会停在路边的烧烤摊，打包几串麻辣的豆干和苕皮回家，围在客厅里三个人被辣得“嘶”啊“嘶”的。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拉着我跟我说起从前在外打工的日子，说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不欠债，而且一家人还可以生活在一起。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拉着我的手：“现在我幺儿又考上了大学，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别的什么可求的了。”我鼻子有些发酸，但只是笑着“嗯”了一句，便看向了别处。我习惯了沉默，对于一个留守儿童来说，情感表达还是像去抠破一个结痂的伤口那么难受。
后来我离家去了远方念大学，饭馆仍然繁忙，父母很珍惜这个他们几十年来的第一份稳定“事业”。他们在意每一个顾客的意见和看法，给的饭菜分量很足。有一年猪肉涨价得恐怖，店里的肉丝每份也只涨了一元，汗流满面忙活一通，可能也没什么赚头。烈日炎炎的下午，通常只有几个零星的过路顾客来吃，但他们还是坚持开着门：“万一人家远道而来，却发现没有开门，那得多失望啊！”
隔壁的店面常有新的小饭馆开张，父母也常倍感竞争压力，开始钻研新菜，或是去别省有名的小馆子花钱进修学习特色菜。虽然家里饭馆的客流量稳定，但是他们一点儿也不敢懈怠。五六年来，周围的馆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母亲还是铁打不动的六点半起床，在每天早上七点开门，用热腾腾的抄手迎接赶着上早班的人们。
饭馆里固定的员工还是父母还有外婆和爷爷，有时候父母会张贴出招聘广告请一个服务员大姐来帮忙，但不知道为什么，待我大学放假回家时，请的大姐总是各种理由辞职不干了。于是回家的第二天，母亲便会苦口婆心地让我中午在饭点去店里帮着端一下菜、收一下钱。
“就饭点时来一下，也不让你干重活。我知道你最懂事了。”母亲一边搂着我，一边说。
中午十二点，我到店里捆上围腰，母亲给我的围腰兜里塞了一沓零钱，以备找零。接着，她催促我去把三号桌的几个面碗收进厨房的洗碗池。我拿起那张油腻的抹布走过去，把碗里剩的面汤倒在一个碗里，我小心避开碗外壁上沾了汤汁的部分，然后把空碗重叠在一起摆在一边。接着我抽了几张抽纸包住抹布擦桌子，然后拿着碗进厨房。
我没有说话，把面汤倒进潲水桶，用力地把空碗甩进洗碗池，洗碗池的水溅到脸上。我心里咒骂了一声，连忙走出去又抽了几张抽纸反复擦手和脸。但是渐渐涌入饭馆的客人和来自指挥官母亲的狂轰乱炸，把我扔进一种无知觉的耳鸣状态，再顾不得这汤汤水水的油腻。
饭馆没有收银台也没有小票打印机，和厨房的交流靠一副嗓子吼来吼去，客人越多，就得吼得越大声。我要兼顾点菜、传菜、收钱和收拾碗筷的多线作业。我还在这头给一桌客人递菜单，又来了四五个人因为没有现成的空位，站在门口踌躇。母亲焦急地在煮面锅前大声指挥我快去给人家安排座位。我尴尬地走到单独坐在一个餐桌上的一个男人面前，尽我的努力赔着笑脸问他可不可以和另一桌单独的客人拼桌坐，因为座位实在紧缺。他移开看手机的视线，问我：“我的菜还要等好久哦？”我连忙说：“已经在炒了，马上就出锅！”但其实心里咯噔一下，猜测厨房可能忘记了他点的东西。他又把视线转回到手机，面无表情地去了拼桌的位置。
刚想回到厨房确认这位客人的菜，外婆说马上就端过去了。结果端过去，这个男人说他点的不是这个菜，外婆才恍然大悟，她刚才把这个男人点的菜端去了别桌。本来久等的男人气急败坏，抓起桌上的手机转身走了，留下我和外婆望着那盘刚出锅的炒肉愣住。
母亲看到男人走了，大声问我们怎么回事。外婆把那盘菜端回厨房，我跟进去怯怯地说，“上错菜了，他又等了很久，所以就气走了！”
母亲重重地摔下手上的漏勺，从眉头到额头都紧皱起来，朝着外婆责骂：“你就不能问清楚了再端吗？跟你说得那么清清楚楚是几号桌，还是端错了！你看到吧，他以后再也不会来的了！”
说完母亲又转过头来，对我说：“都不知道你怎么考上的大学，这点事都做不好！”
母亲并没有被父亲的这一瞪唬住，在厨房里，如果说她是猛火灶上的嚣张气焰，父亲就只是那锅小火慢熬的温润高汤。母亲一边做着手上的事情，一边嘴里还在嘀咕着：“本来就是，端个菜也端不好......
外婆什么都没说，拿着那盘菜，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好。我背过身去，眼睛有些雾蒙蒙的。
我真讨厌回家，一回家就要来这个饭馆里，而在这个饭馆里，我的母亲不再是我母亲，而是一个脾气很差、不可理喻的中年妇女；母亲的母亲也不再是她母亲，而是一个反应迟钝、耳朵不好使的无用老人；我也不再是母亲的女儿，而是一个一无是处、惺惺作态的大学生。
走出饭馆之后，母亲又是那个知道我喜欢吃芒果，就买芒果让我吃到腻的可爱母亲。她常常跟我说：“我很愧疚每天都在店里对你们发脾气，两位老人年纪也大了，还来帮我们干活，也真的很不容易。对你也是，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妈妈还这样凶你，真是不应该。但是你知道吗，那时那刻的嘈杂环境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有时候啊，真的不想再干这一行了！等到你读完书，能赚钱了，我们就休个长假，到时候也像来我们店里吃饭的那些阿姨一样，去给别人炫耀：‘我的女儿又带我去泰国旅游了！’”
上研究生的第一个寒假，疫情爆发，刚开始的两个月，全城封控，小饭馆被迫歇业。这是开饭馆六年以来，父母第一次有了他们期待已久的“长假”。母亲说：“这下大家都不营业，我们也能放心休息一下了。”
但是“长假”才放了一个星期，一辈子没有放过长假的父母像经受酷刑一般，一方面是因为实在无事可做，天天睡得头疼，另一方面是虽然店不能开，但店面的房租仍然是要交的，也不知何时能再开门，再开门后，大家还会出来吃饭吗？焦虑堆成了父母的满面愁容。
终于等到重庆市内清零，允许饭馆营业。即使只能打包，不能堂食，父母也立即开始兴高采烈地张罗重新开张需要的米菜肉蛋。回到工作岗位的他们，像被重新打气的气球，又恢复了精气神儿。
学校还没通知返校，我和父母好像是第一次有了缓缓时光里的平淡相处。我不着急走，父母不着急送。
后来饭馆逐渐开放堂食，全市开始复工复产。饭馆又回到了疫情前的忙碌样子。母亲习惯早起，于是早上母亲六点半点起来先去开店，父亲可以睡个懒觉到八、九点钟再去店里；到了午后，母亲会回家午休一阵子，父亲则在店里坚守岗位。我彼时在家上网课，中午和晚上去店里吃饭，在饭点时还是像以前一样帮忙点菜算账。也许年纪的增长让我学会体恤，我开始主动接过一些店里的活，也不太把母亲在店里的暴躁脾气隐忍得装进心里发酵成委屈，大多时候就让太阳一下蒸发掉吧。
而我发现除了饭点的忙碌，饭馆的准备工作才是磨人。中午上客之前，切肉、摘菜、烧高汤、包抄手、泡发米粉、把调料补充整齐；上客之后，洗碗、拖地、清理灶台、更换高汤，然后紧接着又是下一轮的准备工作。原来，我从前看到的，不过是这场战斗中的冰山一角。很多时候母亲早上煮一碗抄手只吃了两口，到中午，肚子饿得不行，才发现早上放在灶台角落的那碗抄手已经糊成一团，只能倒掉。
每天中午饭馆忙完后，我们一家人坐在店里吃午饭，母亲给我夹大块的肉，不断嘱咐我要多吃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饭后，母亲会拿出早上冰镇的大西瓜，一边吃西瓜一边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平淡的日子里有西瓜的香味。
饭后，父亲留在店里值班，母亲会回家午休一会儿。于是我们常常一起从饭馆走回去。十几分钟的路程，有两个红绿灯，会路过三家理发店，一个水果店，一个小卖部。
五月的合川，已经烈日当头，走过第一个红绿灯，我和母亲就感觉像被烤干的蘑菇，脚蔫蔫的，每抬一步都用尽全身力气。这时，母亲喜欢把一只胳膊搭在我肩膀上，她说这样就分了一些重量给我，她走路就会轻松一点。
再穿过第二个红绿灯，就到了林荫下。路上种了小叶榕，这个季节榕果啪嗒啪嗒地掉下来，被路人的脚步踩碎，空气中弥漫着植物汁液的清香。路过水果店时，我们会一起逗一下水果店的猫，长此以往，我和母亲和水果店的猫混熟了，远远地唤“”，猫就屁颠屁颠跑来了。再走几步，就走到小卖部门口。这时，母亲和我就非得进去买两根雪糕，才有继续走回家的动力。一边吃雪糕，母亲会一边跟我讲她小时候去上学每天都只能带一根红薯去，从来没吃过白米饭，而家里富裕些的同学每天都有肉和米饭，甚至还有雪糕吃，那时候她觉得吃上雪糕是一件多么遥远又美好的事情啊。
国内整体疫情稳定下来，我接到学校导师安排我尽快离家去江西野外采样的消息。平淡日子倏地一下将要收尾，我有些舍不得。
离家前一周，母亲跟我说她的右眼睛发痒，我看见她拿手使劲揉搓，连忙劝住她别用手去揉，容易细菌感染。她又委屈又难受地放下手。我说明天去医院开点眼药水吧，滴一下就好了。第二天，她只去了饭馆隔壁的诊所，拿了一瓶不知什么作用的眼药水，痒没止住，仍然忍不住用手去揉。结果一觉起来，眼睛连着周围的皮肤也一并红得吓人。
我赶紧拉着她去医院看急诊，好在医生说只是细菌感染，要注意卫生，开了一些内服外用的药。每天早晚，我拿着棉签小心翼翼地给母亲擦药。碰到疼处，她发出“呲呲”的声音，我心里一顿酸楚。母亲啊，你在饭馆的厨房里是那么强势而遥远；现在你离我这么近，我才真正看清楚你的样子，是什么时候你脱去了凶悍的外衣，变成了一个脆弱的小孩。
一波疫情的动荡之后，遇到老顾客再回来光临，父母像再见老朋友一样高兴地寒暄几句，再问一句：“还是吃老样子嘛？”对方笑着点点头。
我虽然不常在家，但是店里的老顾客没有不知道我的。但凡是有个熟悉的客人带了小孩来，或是谈论起考大学一类的话题，父亲总是能在给人家上菜的时候一溜地话题，最后再把话头引到自己的女儿身上。于是，老顾客们对我高考多少分，火狐体育官方网站在哪里上大学，研究生念什么专业都一清二楚。
“我说你们也不用这么操劳了呀，现在啥都有了，养个女儿还这么有出息，等她博士毕业了，你们就等着享清福吧！”老顾客在厨房门口和父亲闲聊。
父亲憨憨地笑了笑：“这不是博士还要读好多年吗，等她工作了我们就可以轻松了。”
老顾客一手挑着碗里的面，一边跟我闲谈：“你那个书读出来，怕是不得了哦！？听说博士去当公务员都不用笔试，直接走面试，一进去，都是科级干部哦！”对于老家的人们来说，“博士”依然是个稀罕玩意儿，是能一飞冲天，光荣地带领全家走向康庄大道的存在。
而我深知博士生涯就像一潭黑黢黢的深水，我见过太多因为方向不适合、导师不友好或仅仅是运气差而在这深水里挣扎的博士；也有太多毕业了想挤进公大军却因为年龄原因比不过本科、硕士毕业的博士；就算那些走上学术道路的博士，进入高校，也常常被“非升即走”的大板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我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博士生，我从来就没有过大富大贵、飞鸿腾达的理想，他们大概要反问一句“那你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同时给我打上一个“书呆子”的标签。我没办法跟他们解释，和一群很聪明的人一起做离实际应用还有很远距离的研究，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且我已经比他们活得更“自私”得多：我可能会仅仅因为觉得一件事情很酷，就去做它。
那天晚上闭店后，和父亲一起走回去，父亲又和我说起他端锅的那只手腕疼。我说：“不然不要做勒个老，随便打点撒子工，赚不到撒子钱嘛，至少可以按时吃饭。你说你现在四十几岁，手都喊痛得不得了了，以后囊个得了？你们都经常跟我说到嘛，人活一辈子，健康快乐最重要。你看我现在也不要你们拿生活费，以后也不要你们给我买房子啊车子啊，你们自己赚的钱自己用就行了！也不用等到我毕业，我反正不觉得我毕业了就能赚撒子大钱。”
“囊个能说不干就不干哦？我和你妈两个打工打怕了，你说我们一没得文凭，二没得技术，出去能干撒子？我们现在也是尽量存点钱，等我们老了也不得拖累你撒......”父亲一边揉手腕一边接着说，“现在生意黑难做，你看我们周围的饭馆嘛，越开越多，倒的也多。我就算是要退休哈，也要风风光光地走，那绝不能是做垮杆儿了，遭撵起走的哦！”
也许这个小饭馆只是这座普通城市的一个普通的小点，来往的人们在这个点上短暂地交集，拿掉这个点，也许有几位老顾客会有些短暂感慨失望，但城市的网络还是会一样运转。其实父母是聪明而努力的人，如果他们不是当初囿于温饱问题，初中就辍学，而是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也一定能在他们向往的开着空调的办公室工作。而对于现在的父母来说，这个饭馆就是他们的全部，是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是他们在这个小城市的社交场合，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到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这一次的努力和汗水，真的换来了回报。他们紧紧抓住，生怕弄丢了。
正式开始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假期少得可怜，我像全中国的很多游子一样，回家变成春节的特殊仪式。从前是父母是我过年的礼物，现在我变成了他们过年的礼物。
2022年去瑞士访学一年多，连续两个春节都没有回家。2023年的五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瑞士，但想到要此次去向是回家，心里亦是急切奔赴。
刚到合川，就先去了饭馆里。来往的客人有很多认出我的，都亲切地说一句：“回来啦！”回来了，饭馆里一切都是照旧。只是二月的时候，父亲骑车送外卖把左边手臂被摔骨折了，恢复期右臂都不能用劲儿。于是炒菜掌勺的重担放在了母亲身上。母亲自己从没正经学过厨师，这么多年来，在父亲旁边观看，也习得八成厨艺。上锅掌勺、翻炒烹煮，不在话下。她还是那个女超人。
父母当天晚上邀请了亲戚朋友吃饭聚会，欢迎我回家。聚会熬了夜，加上母亲最近连续劳累，她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感冒了。她看起来昏昏沉沉的，在饭馆里的时候脾气更差了。
听见母亲的声音，我冲进厨房。父亲想要尽自己的努力帮上更多的忙，于是他尝试用单手端那一大碗装在塑料打包盒里的滑肉汤，滚烫的汤从变形的打包盒里淋到父亲的右手臂上，他疼得叫了出来，但还是坚持住把滑肉汤放回灶台，再去洗碗池用冷水处理自己的烫伤。
母亲脸色很差，自己病得像一只孱弱的小鸟，还张牙舞爪地责备父亲的不小心。父亲熟练地往手臂上抹烫伤膏，疼到咧嘴时他也不再发出任何声音。
多年以来，母亲像疾风一样撑起饭馆里的繁忙场面，而父亲也习惯以沉默去融化母亲的吵闹。这个小饭馆十年以来，是他们彼此深深的体谅让店面灯牌保持闪亮。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被烫伤的父亲和感冒的母亲，我觉得愧疚。为什么我生病了可以躺下休息什么也不做，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不行？为什么我过得比他们容易？
出发去北京的学校那天，父亲开车要送我去机场。母亲早早离开家去饭馆开门，临走时嘱咐我快出门时给她打电话，她给我煮好我最爱吃的羊肉米粉，到店里就能吃上，不耽误赶飞机的时间。我和父亲都是贪睡的人，刚不疾不徐地起床，母亲就给父亲打来电话，急得不行：几点的飞机？你们怎么还没下来?”父亲睡眼惺忪地回答，马上就来。
待我和父亲洗漱整齐，把行李装点妥当，我打电话给母亲想要预订我的羊肉粉，还没说话，母亲在那头很不耐烦：“都煮好了，等你们半天还不到！”母亲表达感情的方式，总是带着刺。
到饭馆吃完米粉，我走进厨房跟正在切肉丝的母亲说我准备走了。母亲好像还在因为我出门太晚而生气，她没有看我，问，粉吃完了吗？我说，吃完了。她“哦”了一句又专注到切肉丝上去了。在瑞士养成了拥抱说再见的习惯，于是我在她旁边站住，张开手臂，决定要抱抱她再走。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拥抱母亲，她转过头来，有些诧异地笑了，有点不好意思：“还要抱一下哦？”我说当然了。她丢下手里的活，一下子柔软了下来，拍拍我的背：“在外面，记得吃好穿好，不要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