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式召开。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正式赋予了“可持续发展”以现代社会语境中的释义。然而，

　　在人类文明及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对高速发展的不断追求是过去几十年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这也导致“可持续的”这一层底色被世人逐渐淡忘——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地球生态系统已被严重破坏后，火狐体育官方网站它才开始被人们重新拾起。然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人类独有的诠释能力又为“可持续的”理念及实践制造了不少迷惑和阻碍，甚至足以引发偏航的潜在危险。

　　鉴于此，第一财经研究院将以“可持续的”理念及实践为对象，试图依循“回溯理念、辨析现状、探索趋势”的路径，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历程进行一次简要梳理，以期借助反思，来激活人们对未来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新探索与新设想。

　　本文为找回“可持续”系列文章第一篇：《引言：“可持续的”，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实现?》。该系列的其它文章将于近期陆续发布，敬请期待。

　　自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追求经济和科技“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以期提升人类整体福祉。如此看来，“可持续的”理念，似乎并不需要被过多解释，而应是大家都已熟知和追求着的一个目标。

　　那么，为什么“可持续的”这一语汇和概念在近十几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强调和重视呢？这或许是因为在“追求经济和科技‘可持续的’增发展”的过程中，“可持续的”含义已经变味了。若如此，我们不如从它在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使用与定义出发，通过层层递进的回溯来寻找答案。

　　“可持续的”——如今该词最常以“可持续发展”这一词组的形式出现于公共语境中。回溯这一词组在现代人类社会中的正式定义，我们便需将时间倒回到1987年——以“我们共同的未来”为主题的《布伦特兰报告》于1987年正式发布，“可持续发展”在该报告中被阐释为：

　　“人类有能力让发展变得可持续，使得发展能够迎合并满足当下时代的需求，但依然能确保我们的后代足以在未来迎合并满足他们的需求”。[1]

　　“现代人类社会”——之所以为这一版本的正式定义加上这样一个限定词，是因为“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理念远非现代人类文明所全新创造而生，它实则是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就一直伴随人类文明及文化发展的一层底色。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道之源”，《周易》中便已提出了“生生之谓易”的哲学命题。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宋冰将“生生”观阐释为：“第一个‘生’指生活，生存下来，继续生活。第二个‘生’指给予和赋予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哲学家把‘生生’翻译成英文的‘Live and Let Live’。”[2]将此释义和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定义相对比，我们便能看出两者的吻合之处：

　　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是要让我们自己能活，并且能好好地活，同时也要确保与我们共存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以及世界各地的所有人类同胞——无论是当下的，还是未来的——也能活，并且在未来能更好地活。

　　这样的阐释看似有些多余，但只要略加细想，我们便能意识到：它其实已经被我们遗落在追求经济和科技持续增长与发展的路途之中了。借用宋冰的话来说：

　　“近现代以来人类一直以零和竞争的心态，不遗余力地追求‘进步’和‘突破’，并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和追求地缘政治优势，在带来物质和文明极大发展的同时，无节制性的最大化思维方式也将我们导入了今天这般环境日益恶化、社会纽带断裂、国际体系日益分崩离析并日趋对抗的世界”。[3]

　　“生存下来，能够活下去”——在人类文明诞生伊始，火狐体育官方网站这的确是人类必须破解的最重大的难题。于是，人类用智慧、勤谨、敬畏，渐渐开拓出了新的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进而钻研于科学技术，以此为人类文明在当时面对的这一最重大的难题持续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经济和文明的种种历史性突破。

　　在这些历史性突破诞生的同一时期，东西方的哲学思想中，也依然存在着与如今的“可持续发展”观相呼应的思想和实践——它们甚至是这些历史性突破和发展的基石之一，因为当时的人们更知谨慎、敬畏、适度的力量。

　　然而，自工业革命开始，类似于“生生”观的处世与发展理念，逐渐让步于对“最大化”和“无限增长”的持续追求。自此，“可持续的”一词被“简化”为“持续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的财富积累/创造、持续的科技发展……即便是那些应当，甚至是只有凭借着“生生”观才能健康运转的领域（人、生态等），也慢慢淡忘了“可持续的”理念和实践。

　　《城市里的“野蛮”人》一书中摘录了美国诗人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的一句话：“进步也许曾经是不错的，但持续的时间太长了。”[4]

　　在“可持续的”理念及实践中，无论是“进步”“突破”，还是“财富”“科技”，我们都仍可对它们有追求和向往，但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需要更为严格地去平衡我们追求和向往它们的程度，以及在此过程中所持有的心态。回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我们便可找到类似的理念：《资治通鉴》有云，“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而这也是我们如今实现“可持续发展”、实践“可持续的”理念时所需常记于心的准则之一。

　　自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两个多世纪之间，工业化、城市化等趋势使人类文明得以聚众人之力来全方位、全身心地追求经济和科技的持续（加速）增发展。虽然在此期间，“可持续的”理念及实践也多次出现于各类规模各异的倡议和互动之中，但它仍未能重回人类文明核心理念的谱系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文明或即将收获独一份的殊荣：“人类世”（Anthropocene Epoch）。

　　人类对于地球生态的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是如此之深远和迅速，以至于新的地质纪元很可能将直接以“人类”来命名，以此来充分体现人类对地球生态的作用与印刻下的痕迹。这一全新的地质时代名称虽尚未得到官方认证，但已得到了众多关注和越来越多的例证——根据《自然》杂志的报道，2019年，“人类世工作组”（AWG,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的34名科学家投票开启了正式认证“人类世”的大门[5]；2022年，研究者们也已确认了可以帮助认证“人类世”的九个研究选址[6]。

　　地球上丰富的资源——包括人类——是推动人类文明实现经济和科技持续（加速）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如前文所述，人类因淡忘了的“生生”“取之有度”等“可持续的”古义，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这些资源视为“取之不尽”，把它们作为了持续挖掘、利用和浪费的对象，为的是激发它们推动经济和科技持续（加速）增长和发展的潜力。

　　的确，人类文明因此收获了史无前例的科技突破和经济增长。但是，人类文明也因此获得了向自然快速释放负面影响的源动力，进而凭借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创造了当下“人类世”的处境。

　　化石能源，自工业革命起便逐渐成为助力人类文明实现经济和科技持续（加速）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这也使得自然生态反馈系统中的碳循环被人类的活动严重干扰——已被自然封存于地下几万年、几千万年，甚至是几亿年的碳，在短时间内迅速重现天日，并最终因碳循环失去平衡而不得不成为了留存于大气之中的温室气体。

　　“全球目前每年平均生产超过3亿吨的塑料，是1950年时的200倍。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塑料制品最终会成为垃圾，现在每年至少有1400万吨塑料会流入海洋，占所有海洋垃圾总量的80%。”[8]

　　塑料袋被发明的初衷，是期望用这种轻便、耐用、可反复使用的袋子来代替纸袋，以此来保护树木。然而，为了实现经济和科技持续（加速）增长和发展，人类文明对于便捷度的追求也在不断提升，从而使得塑料袋和其他逐渐深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培养出了人们“用后即弃”的行为习惯。

　　近年来，不断有地质学家在沉积岩中发现内嵌的塑料垃圾，而今年“塑料岩石”（即塑料垃圾薄膜与岩石发生化学结合后的产物）更是首次被发现于淡水系统之中。[9]

　　这一次大灭绝事件的进展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大，使其成为地球上历次灭绝事件中最具灾难性的一次——许多科学家预测，若不加修正地继续遵循一切如常的发展路径，全世界约一半的动植物到2100年都会消失。

　　与此同时，这也是事件起因最明确的一次——人类活动所致：城市化、农业规模化、人口增长等因素需要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从而造成了气候改变、生物栖息地丧失或被污染、物种入侵、海洋酸化等导致物种灭绝的结果。

　　“世界气象组织（WMO）和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同时发声明证实，刚刚过去的7月是自1940年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有记录以来的最热月份，打破多项温度纪录。”[10] 如此种种的各类警示不绝于耳，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然而，经济和科技的持续（加速）增长和发展，在近几年（甚至是直至今日）依然位居现代人类社会的目标榜前列。

　　然而，落子无悔。现实是，这些深层次的影响无法被人类在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间就能完成逆转的。面对“人类世”该往何处去这一问题，如今的我们犹如身陷一道经典的数学题：

　　“放水难题”：在一个自带一根排水管道和一根进水管道的水池里，进水速度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远高于排水速度，以至于水池内的水即将满溢。如果立刻开始尽全力让进水速度降低，并迅速提升排水速度，那么：这两个速度分别需要达到多少，需要经过多长时间，才可以让水池中的水免于满溢？

　　1972年，“首届将环境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世界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式召开。[11] 自此之后，现代人类社会实则已为自身所处的这道“放水难题”提出了众多解决方案，也已为此成立了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等众多政府间、国家级和地区级的机构和组织来致力于监督这些解决方案的落地。

　　既如此，我们如今为何仍然能够持续听到各类越来越严厉的警示，看到各种严重程度加剧的自然灾害，并发现情况似乎没有在变得更好呢？

　　不同于“放水难题”中的假定，为了解决我们所处的困境，进水管和排水管的速度将不能够保持恒定，而是必须找到一种关闭，或至少是调小进水速率的方式，才能够有机会实现平衡。

　　然而，当以“GDP增长/增速目标”为典型的各类词条依然频繁占据着舆论的中心位置，而“生态环境恢复/修复进程”“人类身心健康水平”“商业与社会议题的共进步”等词条仍只能以月度、季度、年度，甚至是以节日或短时热点为频次闪现时，我们是否应自问：当下的整体环境，是否真的有益和有助于我们重拾“可持续的”古义，并为其赋予适合当下和未来的新解呢？

　　在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加速发展过程中，商业世界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正因如此，商业文化对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渗透也开始随之加速，直至逐渐成为影响和塑造社会整体价值观的主要力量之一。正如美国当代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在其作品《地球尽头的尽头》中所阐述的：“在人类世晚期，‘价值’几乎成了经济价值的特指，代表对人类的实用性。”[12]

　　鉴于此，为了真正实现治标又治本的改变，我们更加需要的，或许是一场关于理念的思辨和转变。

　　“平衡的繁荣”——本节小标题中所使用的表述，摘自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的著作《甜甜圈经济学》。[13] 这一作品是对她在2012年首次提出的“甜甜圈”发展理念[14]的深化，所倡导的“平衡的繁荣”既不同于“零和”思维中“非此即彼”的非合作博弈，也不同于线性思维对于增长的无限追求，而是一种动态平衡理念的化身：

　　以适度为准则，以多维度福祉的交织组合为衡量体系，来将“可持续的”理念转化为日常实践，让“发展能够迎合并满足当下时代的需求，并依然能确保我们的后代足以在未来迎合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即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平衡的繁荣”相类似的理念和倡议，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被提出，并被尝试推广。

　　20世纪70年代，这可以说是一个以“股东至上”为主流理念的时代，因为在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助力之下，“股东至上”理论（shareholder primacy theory）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主流思想，并逐渐渗透入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依然出现了两大具有代表性的“可持续的”理念思想框架。

　　同样是以经济为主要议题的世界经济论坛（WEF, World Economic Forum）在1973年发布了首份《达沃斯宣言》，其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希望企业能够将员工和社会列入自己的服务对象名单之中，并倡导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找到能够平衡照顾到不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利益的管理与发展模式。[16]

　　先锋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也在该时期率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提出了被拉沃斯称为“文字版‘甜甜圈’”的理念——“呼吁全球采取行动，解决人类需求与权利的‘内部限制’，以及地球能够负担的环境压力这一‘外部限制’”。

　　虽如此，上述两项尝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对商业世界的主流思想，即“股东至上”，造成真正的实质性影响。事实是，这些尝试直至近些年——也就是尝试开始的近五十年之后，才逐渐开始收获了一些真正具有广泛影响潜力的水花。

　　2019年8月，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发布了题为“公司宗旨宣言书”的一封公开信，宣布放弃“股东至上”原则。[17] 也是从这时开始，《达沃斯宣言》中提到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探讨，并逐步融入实践。

　　同年12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新版《达沃斯宣言》（Davos Manifesto 2020: The Universal Purpose of a Company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倡导企业应将“调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共享且持续的价值创造”视为企业的目标，持续服务于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所在社区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坚持以有助于企业长期繁荣的政策和决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2022年，达沃斯论坛也继续将“加速向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的转型”作为其关键倡议之一。这种种痕迹似乎都在印证着，商业世界向“利益相关者式”模式的转型仍尚未完成，甚至可以说依然处在初级阶段。

　　图中文字：“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新版《达沃斯宣言》指出，企业应公正纳税、对腐败零容忍、在全产业链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并为创造一个有竞争水平的行业氛围而努力。”——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

　　同样是在2019年，“甜甜圈经济学行动实验室”（DEAL, Doughnut Economics Action Lab）于7月正式成立，致力于推动“甜甜圈”理念的转化与实践。截至2023年8月30日，全球有27个城市/地区（名单见下图）正式将“甜甜圈”模型作为其规划的工具之一。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甜甜圈经济学”的理念和发展模式可以说都尚未跻身所谓主流一派，所得到的较为详细的讨论大多局限于阅读圈、建筑圈等，而并没有引起经济圈和政策圈的高度重视。

　　正如拉沃斯在书中提到的，我们可以在东西方的古代文化中找到许多能够体现“平衡的繁荣”这一理念的痕迹，例如道家的阴阳、古希腊文化中的“pan metron ariston”（凡事适度至上）、南美洲安第斯文化中的“buen vivir”（“过得好”，重视“在与他人及自然的社群里生活得充实”），等等。在商业文化还未充分渗透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时代中，这样的理念得以与社会整体价值观有更充分且广泛的结合，并能得到更为切实的实践和传承。

　　而如前文所引，在这个“‘价值’几乎成了经济价值的特指”的时代，为了实现“平衡的繁荣”，为了真正实现治标又治本的“可持续的”改变，我们更为需要的，或许是一场关于理念的思辨和转变，以此从根本上跨过一道难以逾越的理念障碍，从而进一步完成“可持续的”古义新解。

　　《论语·为政》有言，“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如前文的回溯所示，“可持续的”理念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中，如今照理也应发展至“知天命”的年纪。然而，由于长期未得到所谓主流理念的重视，它如今实则仍处在“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初级阶段。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提及的17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在当下已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今年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诞生的第八年。在过去的八年中，单纯以目标为导向的各类计划和项目，以及借“可持续的”理念而衍生出的相关实践的确层出不穷，也确实取得了一些实质成果。但是，或许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未对所出现的额外的（短期或长期的）负外部性予以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未能全面引领真正切实和可持续的改变。

　　“志于学”，虽意味着行未远，但也暗示着仍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潜力。此刻，我们或许应该对“可持续的”理念和现有的相关衍生实践进行一次回溯，以此反思我们是否在有意或无意中为它的实践和影响力制造了额外的阻碍或误解，并重新拾起“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态度，在新时代的潮流中创造真正“可持续的”未来式发展路径。